“不能再走煤炭依赖的老路”——代表“把脉”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

这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说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比较稳定，但现在风险变得越来越多。

在推进这个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风险的防范问题，便始终摆脱不开坚持改革创新的大方向，需要进一步地通过试错承担必要的风险，而不断地来推进我们的改革深化。那么，我们就要首先把握好：中国以金融改革服务全局、更好发挥现代经济核心作用的这样一种金融功能，它的自身改革的大思路是什么？我愿意把它强调为，就是金融改革必须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使金融这个体系，它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供给，充分地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多样化，形成一个对于实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融资需要无缝对接的供给体系。

比如说，在原来曾经充满争议而终于发展到有了一个多方面基本肯定良好局面的温州，却不期而至有了"跑路事件"所造成的局部金融危机。在2021天府金融论坛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高峰论坛的线上发言。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安全 。那么从现在中央管理部门，还有一直贯彻到地方政府的对于现在房地产业界防范风险的基本的态度和思路来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金融这个风险的防范，它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有服务于全局的这样的一种辩证法。所以，我认为我们当下考虑金融安全和风险防范，在认识到金融的核心作用必须要配之以防范风险，金融服务于全局必须深化制度创新即深化改革，以及在整个的监管系统、风险防范系统这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国际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形成系统性思维加强管理的大前提之下，还是要强调发展中规范放在第一位，紧跟着认识到风险因素，追踪风险因素，要该出手时就出手时，强调规范中才能跟上后续的发展这样的一种辩证法。

再后来，走到了连续爆雷的不利局面之下，现在听到的全国的情况，是P2P的平台基本上归零了，遗留了不可忽视的问题，还要努力地加以消化。那么这个改革在实际生活中间针对的现实问题，就是必须承认，我们的金融虽然有了这些年改革这方面的种种设计和努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之后，仍然存在着中国金融领域里面一些明显的问题。到2018年，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依然在全世界排在前列。

一方面，几乎是白手起家，重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从商业银行到资本市场，目前大大小小的银行已经有4000多家，资本市场的市值也已经排到了全世界的前列。经济学经常讨论最优模式，经济学分析也要求最优解。在过去四十几年间，国企改革已经经历多个阶段，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增加竞争，到后来的抓大放小改制，再到后来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其重要性并没有真正降低，在一些上游产业形成了较强的垄断地位。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将大量相对低廉的资金、能源甚至土地配置给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补贴。

同时也要意识到，成本效益关系可能会动态转变，因此改革政策也要与时俱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在其著作《经济史》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既然国企效率比较低，要让它们持续运行，就必须要有外部资源的支持。中国在金融改革初期没有明确地描绘愿景蓝图，并不表明决策者心中没有目标模式。做大已经实现了，做强还任重道远。金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创新之一，它使得劳动分工、规模效益成为可能，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第二，改革决策应该是权衡利弊得失的动态过程。因此，就在1978年，政府重建了三家专业化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如果政府的作用利大于弊，那就应该积极作为，反之，就应该限制政府的影响。金融抑制没有妨碍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这个结果似乎与传统的金融市场化理论有差异。

原因在于，虽然这些政策会导致金融效率下降，但在一个市场机制与监管框架尚不健全的经济中，它们同样有助于经济与金融活动的扩展与稳定。准确理解中国的金融政策，不仅会有助于想清楚未来政策的方向，也许还能为金融政策分析提供一条具有一般意义的思路。

第三，务实的改革策略也可能造成新的改革困难。这既可能是因为改革者还没有系统性地想明白中国经济体制最终要走向一个什么模式，更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思路不可能直白地表达出来。

如何在这个新的阶段继续坚定、稳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对决策部门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后来也是政府帮助注资、冲销坏账、推动上市，完成了转型过程。务实改革的一些改革政策可能不彻底，也不一定是理论上的最优解，但实际效果却不错。当然，双轨制转型策略也造成了新的扭曲。从双轨制改革策略看，最重要的效率提升来自放开，而不是管住，虽然管住在一定时期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办试验区的好处是用事实说话，同时还可以在试点的过程中完善政策安排，这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能统一思想，就先不全面推开，而是找地方做试点，中国在改革期间设置了许许多多的改革试验区，最为著名同时也最为成功的是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但现在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帕累托式改革的选择越来越少，许多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利益再分配。

不过，只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坚持务实的精神，可能也不需要过度担心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问题。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也在不断地市场化，从资金配置到定价，市场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从结果看，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金融比较好地支持了经济增长，这也充分体现了金融的价值。如何准确理解中国的金融政策？ 如果要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政策总结出一条经验，那应该就是务实。

过去四十几年来，我国金融部门演变的两大主题是发展与改革总之，中国经济金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更大更复杂的内外冲击和风险挑战，政策应对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新的叠加风险，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审慎应对，务必守住不爆发系统性重大风险的底线。相应的，政府税费收入的压力不断减轻，税费优惠力度不断增强。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包括去杠杆），强调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越来越重视风险防控、环境保护、共同富裕和国家安全，强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015年成为经济发展轨迹最重要的拐点 回眸历史，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南方洪灾，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金融案件和不良资产大量暴露，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由此也使得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危机的经验并不充足，这在2013年钱荒、2015年股市震荡、同期互联网金融与金融控股公司无序扩张引发严重问题等方面都有反映。

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出现收缩态势，2014年末降到27.07万亿元，到2016年末大幅下降到21.94万亿元。其中，仅存款性机构对政府的净债权，即从2014年末的5.5万亿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末的34.02万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万亿元。

但从2011年开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当年经济增速即回落至9.55%，之后，越过8字头，到2012年直接进入7字头，2016年再进入6字头，2019年已经不足6%。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政府收入结构出现根本性转变。

2015年全国适龄劳动人口由增转降出现拐点，不得不全面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成为人口政策由紧转松的重要标志。2018年开始集中暴露问题，2020年前后成为经济探底转轨转型、强化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为关键的时期。为此，政府除强化税费征管（潜力有限）外，不得不大量增加负债（包括隐形负债）。这是转型转轨已进入最为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包括其它经济体共同需要面对的巨变。

2000年正式确定中国将于次年加入WTO之后，即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货币金融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在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并成功加入WTO之后，在大量国际资本、产能涌入和外需拉动下，各种资源大量开发，资源价格大幅上涨，为国家增加收入、扩大投资、增加负债提供强力基础支持，货币供应大幅增长，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因素。

美欧日英等主要经济体为此推出创纪录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府债务大规模扩张，在维持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稳定的同时，推动全球通胀压力大幅增强且时间拉长（超出之前暂时性预期），世界经济复苏总体乏力难有明显改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演化，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更加紧张尖锐。这将大大增加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并且难以根本性扭转，政府资源性收入大幅增长的时代基本上一去不复返了。

2020年末为21.13万亿元，2021年略有反弹，到9月末为21.21万亿元。反映到经济增速上，2021年1-9月同比增长9.8%，但两年平均增长只有5.2%，三季度仅增长4.9%，而且货物进出口已出现价涨量减态势，房地产、就业和人口问题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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